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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已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其文化传播价值已经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智媒时代的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创作需要在媒体融合、新兴技术的支撑下，探索多元传播样态，进一步完善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对外传播叙事话语。

　　随着纪实影像在全球交往层面的公共外交功能日益凸显，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已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在重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体系，推动建立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推动形成新的国际传播秩序与话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等方面发挥着其他文艺门类不可替代的作用。

　　纪录片是国家战略传播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多维文化功能。一是国家历史书写与民族记忆建构。作为一种历史档案的影像实践，纪录片对公共史、社会公共经验具有“记忆建构”的功能。二是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作为一种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影像媒介，纪录片具有社会动员和社会信任的凝聚功能，能够在精神层面鼓舞、动员、号召民众，推动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认同。三是转文化传播。纪录片在国际交往中承载着转文化交流的功能。纪实影像媒介通过视觉形象与话语的生产，在跨越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系统中产生新的意义价值，激发情感共鸣，促进人们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增进了解。第一层功能强调纪实影像基于历史记录与保存的媒介物质性属性，第三层功能则强调纪实影像媒介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转文化特性。

　　当代大众文化最显见的一个文化特征是视觉生产性。大众文化视觉产品及其形象的生产、传播、消费，都是围绕着大众传媒进行的①。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纪实影像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纪实影像与大众媒介正逐渐改变着人类集体记忆存留的方式②。进入数字时代，人类社会保存信息与建构记忆的方式已经由过去以书籍、文字为载体的方式，转向了以摄影机、互联网、影像为载体的电子化、数据化、结构化的方式。从“媒介记忆”的视角看，纪录片是除文字文献之外的一种“记忆建构”媒介，被视为“人类的记忆装置”，具有社会记忆功能。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创建并记录下人类文化样式与社会变迁的过程，成为记录人类活动的载体以及传承民族文化、记录国家历史、保存社会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影音文献”。作为一种公共史方法，纪录片影像书写与记忆建构的隐形价值在于延伸社会想象力和共情能力。而纪录片的社会历史价值则体现在对社会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系统性存留与反思上，其重建记忆的合法性与政治传播密不可分。

　　构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争取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核心目的，是向世界有效传达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力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传递中国价值观。而纪录片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在转文化语境下实现政治传播的一种最佳媒介。随着一系列新的治国理念、治国方针的提出，政治传播逐渐成为研究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近年来，有关政治传播理论的探讨，为主旋律纪录片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持③。政治传播是指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的信息流通与传播。所谓政治过程，是指包括政治决策、政治战略、政治活动、政治事件、政治动员、政治人物、政治沟通、政府运行、民意舆论、政治选举等因素在内的政治社会化观念和行为。为达到推广国家治理思想、政党执政方针，对民众进行政治沟通与劝服的传播目的，中国主旋律纪录片运用独特的视听语言修辞与视觉表意机制，潜移默化地将主流意识形态“缝合”进影像叙事，通过对记忆符号的储存、筛选与技巧化表述，完成对公共记忆景观的政治形塑与编码④。中国主旋律纪录片是一种国家话语主导、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国家叙事，代表着国家立场和话语权力。中国主旋律纪录片通过构建历史叙述权力获得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国家历史记载、政治观念形塑、国家形象建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功能⑤。

　　在新闻纪实、政治生态与艺术之间的紧密互动中，我国逐渐形成主旋律纪录片这一特定的纪实影像类型。从本质上看，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具有意识形态和艺术美学的双重属性。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话语体系和意义生产所关注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与艺术美学之间的平衡，其意义生产逻辑是运用视觉符号系统和特定话语规则，建构意识形态的转文化表意机制，从而有效地实现跨越国家、民族边界的国家价值观的输出。作为一种独立的纪实影像类型，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类型化叙事是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发展确立起来的。

　　进入新世纪，为解读中国面临的新历史方位与时代价值，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制作推出了《百年小平》《再说长江》《大国崛起》《圆明园》《新丝绸之路》《复兴之路》等一批聚焦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重大题材主旋律纪录片。这些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政治传播主体意识和“本土化”“民族化”的创作立场，向国际社会形象生动地阐释了中国“大国崛起”背后的政治逻辑，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论类纪录片的类型框架，也为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美学滋养。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纪录片进入到迅猛发展的时期，继续沿着类型化、专业化、体系化的方向纵深发展，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创作出《长征》《大国重器》《东方主战场》《大鲁艺》《我们，从延安走来》《延安延安》《一带一路》《辉煌中国》《航拍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走在大路上》《英雄儿女》等一系列体现共产党核心执政理念的大型纪录片。整体看来，十八大之后的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多聚焦于改革开放、大国崛起、中国梦、经济社会建设成就等主题，在数量和品质上明显上升。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在话语模式、叙事手段、视听语言、艺术表现形式上也不断创新，更加丰富多样。2021年，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制作推出了《山河岁月》《敢教日月换新天》《绝笔》《信仰的力量》《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等一系列党史题材纪实影像。这些作品立足政党定位、历史站位、时代方位，从创意、内容、形式和传播等层面，对党史进行了创新化、故事化的视听创新表达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的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

　　党的二十大成为主旋律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中外文明互鉴、世界文明多样性交流注入新的理念，为中华文化的转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表达内容、表述话语和价值内涵。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创作再次进入到一个发展高峰，涌现出一批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内涵、深刻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与时代变迁的精品佳作。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领航》《解码十年》《征程》《长征之歌》等作品，以新语态阐释新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了通俗化、生动化、具象化的传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创作的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以“政论情怀、故事讲述”的方式，将理论与故事交融，共挖掘出160个故事，每集至少设计有5个扎实的故事段落，以小见大地揭示了时代变革背后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该片52分钟的国际版《绘制十年》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各语种频道和新媒体平台播出后，相关报道共获全球阅读量2.1亿，成为主流媒体近年来制作推出的一部舆论影响力最广的大型政论片⑦。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同摄制的16集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

　　总之，二十大之后，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成为国际传播的重大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价值路径。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影像生产与输出更加注重国际传播功能，并在国际传播主体意识、理论阐释和艺术手段上进一步提升。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过程中，文化因素发挥着隐性的作用⑧。20 世纪40年代，古巴民族志学者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提出“转文化”的概念。“转文化性”强调文化之间接触涉及的跨越边界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接触生成新的文化形式的方式⑨。美国人类学家帕梅拉·布林克进一步指出，“转文化”的概念侧重于多种文化转型发展的过程和结果，而“跨文化”的概念则侧重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比⑩。

　　文化的“转文化性”是全球化的结果，“转文化性”也是实现全球化的基础和媒介。大国世界观均是在弥合自身内部文化分歧的经验（即转文化经历）中形成的⑪。因此，国际传播的定义与转文化传播的定义有交叉叠合之处。在现有关于国际传播的定义中，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⑫。狭义的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具体探讨的是国家政府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体针对国际公众进行的国际传播行为，广义的国际传播则“既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也包括人际传播”⑬。整体看来，国际传播的多种定义虽各有不同，却存在共同之处，即“以民族或国家作为划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施动者。随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攀升，在重新发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层根源过程中，中国已经具备了提出国际通行价值观的基础和实力，并且可以推动形成一种反对区域霸权、倡导文化多元性和文明互鉴的全球伦理。进入新全球时代，随着中国主体性传播在新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传统的跨文化传播正转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转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以赋权的方式改变了原有的跨文化传播样态⑭。转文化传播的提出，也为如何运用纪实影像媒介构建中国形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东西方文明互鉴提供了理论参考。作为一种重要的转文化媒介，纪录片在推动以文化多元性为目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过程中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的国际传播场域，以纪录片、

　　纪录片以影像语言为主，相比文字媒介，对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化语境兼容性更高，能在较大程度上减少文化折扣，促进不同族裔、信仰、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们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因此，纪录片也是国际传播中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一种内容传播形态。中国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需要经过一个被西方主流社会认知、认同、共鸣的阶段。

　　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与政党形象传播正越来越多地以纪录片为媒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从全球交往的维度审视，纪录片是一种能够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被受众普遍接受的“转文化媒介”，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外交手段。“转文化性”已成为纪实影像对外文化输出的一个最显著特征。纪录片的转文化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缝合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裂痕，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彰显出独特的语义价值和共同体意识聚合功能。在向海外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多展现纪实美学的魅力，推出更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作品，以纪实作品促进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主旋律纪录片为意识形态的转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方法。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技术的融合载体，中国主旋律纪录片视觉表意机制运作的核心在于，如何用影像构建中国国家和政党形象，以视觉符号和话语修辞展现新中国的发展脉络，从而形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影像范式。以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视觉政治的话语修辞与意义生产是一种编码与解码的过程。编码是指通过一系列符号与特定的语言规则，对传播的信息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解码是指受众按照特定的规则，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认知与理解的过程。在霍尔看来，传播者所传递的信息、观念、价值等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不会以直接意指的简单形式被受众接受，而是要经过隐含特定语言规则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才能最终获得意义。霍尔认为，在历史事件变成语言符号的环节中，它服从于所有语言表示意义时采用的复杂、正规的规则。这说明，熊猫体育官网语言通过不同方式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互动效果。而话语能否具有传播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它是否经过了特定语法规则的改造。原始事件需要经过特定语法规则的改造，在表意符码复杂形式规则的作用下，才能从一个事件变成一个“可传播的事件”。原始事件要想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其进行符号化的编码，使事件变成话语符号。

　　因此，中国主旋律纪录片是一种涉及意识形态话语意义生产的文化机制，它通过运用视觉符号、视听语言、叙事策略等特定规则进行跨越边界的转文化意义生产。真正能在转文化传播中产生有效意义的政治元素，在本质上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内容本身，而取决于传达政治观念的话语规则、修辞策略与视觉表现方式。因此，主旋律纪录片意识形态话语的意义生产并非一个自发的行为过程，而是一种有意识地运用话语与修辞策略进行意义编码的过程。中国国产纪录片在进入西方以后，就已经变为一种“转文化”产品。由于纪录片带有明显的作者意识和创作者主体特征，在对外传播中就必须重视改进传播形式与传播策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外宣纪录片大多重视文字过于影像，重视说教过于“摆事实”和“讲故事”。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传播开始面向一个更为复杂、多义、流动的全球化信息场域⑮。这就需要中国主旋律在话语模式上进行适当的“转文化”改造，运用国际通行的视听语言规则和话语策略，将传播内容转化为符合国际受众审美诉求的“故事”，才能更好地被国际受众接纳。

　　经过持续不断的探索，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转文化传播价值已经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中国主旋律纪录片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旋律纪录片要想更为有效地阐释中国价值观、建立国际话语权，需要从两方面加以注意：一方面，要处理好意识形态与美学规律之间的关系。优秀的中国主旋律纪录片是思想性、纪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创作者应努力运用好话语规则和视觉策略，在政治与艺术的互动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实现对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追求。另一方面，在秉持本土化、中国化的立场之上，还要注重运用国际化的话语策略，将中国理论放到世界的版图上，用世界的语态、国际的语言阐释中国理论⑯。应着重挖掘中国与西方在人类情感与价值上的共同性、共情性、普遍性，挖掘、呈现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在话语模式上，要勇于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传说教模式，转向以讲故事为主的影像语言模式，尽可能地运用故

　　随着AI大模型与各类文本生成、文生图、文生视频工具的迅猛发展，智媒时代的主旋律纪录片创作更需要在媒体融合、新兴技术的支撑下，以“纪录片+”为基础，突破纪录片传统的类型边界，将戏剧美学、技术美学等多种艺术功能融为一体，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借用虚拟现实、元宇宙、ChatGPT等新科技，探索VR纪录片、纪实短视频、交互式纪录片、纪录电影等新的传播样态，从而完成美学、技术、市场的革命性重塑，进一步丰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主流纪录片对外传播叙事话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电视媒体虚拟现实媒介叙事手段建设与创新研究（编号：22BXW076）阶段性成果

　　①李健：《跨学科视域中的当代艺术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页。

　　②罗锋、王岩：“谁在讲述”与“谁的记忆”：新冠疫情纪录片的历史书写与迷思祛除，《现代传播》，2021年第8期，第116-119页。

　　③卫白鸽：政治传播纪录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1期，第101-105页。

　　④刘煜：论当下政论纪录片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路径，《当代传播》，2018年第2期，第47-49页。

　　⑤ ⑮卞祥彬：媒介融合视域下政论纪录片的叙事转向，《青年记者》，2020年第18期，第77-78页。

　　⑥孙蕾蕾：高尚情感与精神价值注入审美，《中国文化报》，2022年7月7日，文艺评论版。

　　⑧巴殿君、全金姬、单天雷：建构主义视角下新型国际关系文化的构建，《新视野》，2020年第1期，第116-122页。

　　⑨⑩⑪[英]马丁·阿尔布劳著，常向群编：《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新世界出版社，2023年版，第91页，第16页，第93-94页。

　　⑫[美]罗伯特·福特纳著，刘立群译：《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⑬陆佳怡：《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⑭马龙、刘露雅：编码与解码：“转文化传播”中的传承与创新，《传媒》，2022年第21期，第94-96页。

　　⑯孙蕾蕾：从本土到全球：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转变与叙事升级，《当代电视》，2023年第6期，第10-15页。